1947年6月11日拂晓，天赐湾周围雾气尚未散尽，刘戡部的侦察骑兵摸到沟口，距离中共中央纵队宿营地不到五百米。两边山梁沉默，偶有沙石滚落声，像催命的鼓点。刘戡清楚，只要再向前挪动一步大圣策略，自己就可能挖到蒋介石口中那枚“定西北乾坤的钉子”。
不到三个月前，胡宗南二十五万人重兵北上时，蒋介石斩钉截铁：先端掉延安，再把毛泽东赶过黄河。作战计划写得漂亮，现实却复杂得多。延安守军主动撤离，让胡宗南“捡”下一座空城，还没来得及布置防御，彭德怀就在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连掴三记闷棍。表面看是三个小胜仗，骨子里却把敌军行军节奏彻底打乱，刘戡这才被派出来“求快刀”，试图把中央首脑层逼出沙漠地带。
如果说三月的主动撤离令外界惊讶，那么四五月间的“蘑菇战术”则让胡宗南手足无措：解放军像蘑菇一样一簇一簇地点亮在山梁、沟壑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枪声落下，山风又把尘土盖回沟底，敌军连“影子”都来不及摸。补给线越拉越长，粮秣却越攒越少，胡宗南只能寄望于刘戡这把“尖刀”一击中的，把僵局撕开。
六月初，刘戡部突然转向，踩着王家湾一带的羊肠小道北窜。他自信速度足够快，连续夜行军，各营连轮换休息，轻装前进。可他漏算了伏击圈里的三十多条枪——汪东兴的加强排。6月8日一早，先头团闯进伏击口，三轮点射，两拨手榴弹，十几分钟就被压回谷口。敌军侦察机随后升空，却连一缕炊烟都没捉到，只得硬着头皮再攻，而汪东兴早把第二梯队挪到背后，反手又是一通火力，把敌人晃了回去。午后暴雨突至，山洪把土路冲出一道道沟，刘戡不得不在王家湾原地蹲了十二小时——这十二小时，正是中央纵队西移的黄金时间。
蝙蝠一样的夜色里，毛泽东听完侦察报告，面上平静，只问一句：“多少距离？”警卫随即回答：“五百米。”屋里暗油灯跳动，周恩来把地图摊在炕桌上，任弼时边捋胡须边说：“万一突围不成，咱仨分三路大圣策略，能走一人算一人。”毛泽东点头：“成，最坏就这么办。”
支撑这份从容的，是对自己部队机动性的信心，也是对敌军心理的拿捏。毛泽东断定刘戡急躁，不愿被拖死，肯定会抄近道猛追。只要中央纵队不露行踪，王震骑兵如果能切敌侧背，一股冲击就足以把刘戡拉回头。于是，一封电报飞向王震：“速来靖边，侧击敌军右翼，解天赐湾之围。”
电报抵达时，王震正率三五九旅骑兵驻在环县一线。深夜，他翻身上马，只说一句：“跟我来。”次日午后，骑兵已经摸到靖边西南。六月的陕北，沟壑纵横，马蹄声被黄土吞没，一支骑队像风一样钻进刘戡侧翼。枪声先是稀稀落落，紧接着密集成片，尘土迅速在刘戡背后腾起。他愣了几秒，随后命令部队调头追击。就是这几秒，给天赐湾另一侧的中央纵队留出转移口子。
刘戡发现被调虎离山已晚，太阳斜照沟口，王震骑兵拖着长长尘尾闪出十里外，追兵却陷进沙坎、荆棘，机枪射界被死死卡住，只能徒呼奈何。毛泽东安全脱险，中央指挥体系毫发无损，胡宗南的“赶黄河”企图等于零分。
险情解除后，毛泽东把汪东兴叫到跟前，语速很慢：“再往西追扰，用点子多，弹药少。”汪东兴领会，用二十来号人摸到敌后，夜里捣粮站，白天割麦护民。当地农户一边收麦，一边递水，嘴里嘟囔：“这才是咱自家的军队。”
战术层面看，2万人拖住25万不是传奇，而是利用地形、补给、情报、时间差拼出来的算术题。战略层面看，中央的存在本身就是西北战场的磁石，胡宗南只能抱着这块“石头”原地打转，无法驰援华北东北；而当西线这颗钉子钉稳，其他战场便有了回旋余地和主动权。
刘戡没能交出满意答卷。宜川战役失败后，他引爆手榴弹结束个人命运；胡宗南也在两年后从宝鸡溃退，离开他曾信誓旦旦要“化作囊中之地”的西北。蒋介石倾力打造的重点进攻，就这样透支在陕北沟壑间的尘土、暴雨和一支支以少敌多的游击小队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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